Monthly Archives: April 2011

用Google超势来分析社会现象与超势

Google超势 [网址 http://www.google.com/trends 与 http://www.google.com/trends ] 把集中在GOOGLE公司电脑群的搜索信息用来分析大家投入GOOGLE的搜索字词.  Google公司提供这个网络工具的时候警告我们他不一定可靠因为他的咨询库没有所有的搜索字词。结果会告诉你在那些地方摸一个搜索字词跟其他的所有的搜索字词来比较是最常见的。 Google公司关于这个工具的中文说明在这里 http://www.google.cn/intl/zh-CN/trends/about.html 我去年用Google超势看看在中国在那些地方,在设么时候人家喜欢找 “科学发展观”这个搜索字词。 结果:科学发展这个搜索字词的比例最大的地方是西藏自治区与青海省。说不定那些地方的政治教育是比较城东的, 或者拥有电脑的干部跟来百姓拥有的电脑比例是比较大的。结果是一个正弦波曲线,每个月有四个谷; 说不定周末不上科学发展观的课程。 我一年前做过这个研究来分析最近90天的搜索字词的信息。如果你现在做这个研究,大概你的结果会相当类似。 当然看了结果之后很可能您的结论会不一样。 不免你试试看。 最近30天: Google.com http://www.google.com/trends?q=%E7%A7%91%E5%AD%A6%E5%8F%91%E5%B1%95%E8%A7%82&ctab=0&geo=cn&geor=all&date=mtd&sort=0 Google.cn http://www.google.cn/trends?q=%E7%A7%91%E5%AD%A6%E5%8F%91%E5%B1%95%E8%A7%82%E3%80%80&ctab=0&geo=cn&geor=all&date=mtd&sort=0 今天依我看来青海省是新的科学发展观搜索字词的一把手。 这篇文章的英文版 2009年1月 A Google Insights search popularity analysi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logan  “Scientific View of Development” Who has been busy with homework from propaganda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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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舞台–玉树采访手记”

 “舞台–玉树采访手记” (现在这个网页没了, 大概因为不宜于你的思想健康。) http://photo-zt.blogbus.com/logs/62691963.html 有一年接了花大妈的活,去青海给拍一本书里的图片。溜达到了玉树,这是在镇外山上结古寺里拍的两张。同去的有庄里老宋和武汉老甘。地震的消息是前烧友现茶友老宋发短信告诉的。这段时间在外面没上网,以我对藏人的了解,知道一定会有无数红衣人冲在灾难的最前面。 偶尔看到电视,贵国一如鸡网的拿灾难作表扬和赞美自己的无耻舞台,里面永远不会有老和尚那帮红衣人的身影。 刚回来就看到这段文字,转转: 舞台 艾墨      在玉树夜晚寒冷的帐篷,一个省里派来的干部灌了几大口高原青稞酒,搓着几天没洗的脏手,红通通的眼睛真诚地盯着我,说:“姑娘,你看着吧,这场自然灾害会被迅速政治化的。尽早走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听他说完,我开始后悔已经约定了明天一早的车,撤离玉树。         在玉树的四天三夜,在残酷的死和艰难的生之外,政治,是一直隐隐约约嗅到的气息。在生命高于一切的救援期,它温顺地潜伏着,它到底明白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天灾人祸考验出的国家,终于学会了“生命第一”。然而,当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期过去,当庞大而震撼的集体火葬落幕,仿佛一个破折号,灾区开始变成另一个舞台。         非常不想这么说,但的确,这里成了舞台。         舞台与现实的差别就在于,现实是让一切自然呈现,而舞台有导演,有主角和配角,有按需要发生的场景。玉树就是如此。         胡主席和温总理是玉树的第一主角——在基本国情下,这无可厚非,连当地淳朴的藏民,也把为他们真心流泪的总理,和告诉他们会有新家园的主席当成活佛。         官方的救援部队是第二主角。         “已经救不出什么人了”,进入第四天,救援队心知肚明。曾参与过四川救援的武警士官告诉我,这里倒塌的土木结构房屋不比钢筋混凝土,埋下来立时能让人窒息,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生命奇迹”的出现几率小之又小。         街上无所事事的官兵很多,街边倒塌而从没有人翻动的民居也很多,同样多的,是各地的救援队伍拉起的打响名号的旗帜和横幅。         正如一名在当地采访的同行所说,“作秀”的印象,并非说救援部队不努力,顶着高原反应艰难救援的他们,没有人有资格指责他们不努力——所谓“作秀”,只是他们露脸、或者“被露脸”的次数与救援的次数成反比罢了。         灾民是第三主角——准确地说,配合采访的当地藏民,是第三主角。         许多人喜欢问,四川和玉树有什么不同?比较灾难的规模是不人道的,四川死了十万人,玉树死了不到一万人——这样的比较是没有意义而且不应该的。但在玉树灾区,作为记者,我和同行们最直接的感觉是,这里看不到哭天抢地,甚至很少看到哭泣,除了遍地垮塌的房屋,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你甚至感觉不到这里死了很多很多人。失去亲人的人们,面容肃穆,他们念经,他们把尸体送去寺院,请喇嘛和活佛给离去的人超度,祈愿他们脱离五道轮回,升入极乐。         玉树百分之九十七的民众是藏民,信仰藏传佛教。在这里,经由寺院,生死是他们每一个人和佛祖之间的事。许多内地记者在这里不容易找到“想要的故事”,因为遇难者家属不那么“撕心裂肺”,被救者也不那么“感激涕零”。他们的悲伤你无法分享,他们对生死的超然你甚至无法理解。他们——更不懂得按照你所提示的去表演。在玉树,自然而然的感恩很多,朴实的藏族老妈妈会流着泪喊“共产党万岁”,但符合舞台需要的、特定场景中要求发生的“感恩”与“歌颂”,不是他们的擅长,看看内地电视画面,你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在这个有导演的舞台上,僧侣是唯一的被挤到边边的配角。尽管在现实中,这一抹绛红色的袈裟是最有影响力的主角,甚至超越了救援官兵。         在我离开玉树的第二天,听到同行传回的消息,非玉树本地的僧众,已经被“劝离”玉树,理由是“确保救援效率”。他们是从四川甘孜驱车数百公里赶来的寺院僧众,他们是从青海、甘肃、西藏各个地方赶来的和尚。他们并不懂专业救援,但他们懂得康巴藏语,懂得为死难的亡灵超度,懂得真正抚慰失去亲人的藏民。他们在灾区布施,在官方物资有序发放之前,灾民们都领到过他们发的方便面、矿泉水,甚至热粥。不过,那有什么用呢?既然是舞台,配角永远就不会成为主角。至少,只有一个舞台转播频道的观众不会看到。        在CCTV的赈灾晚会上,打着一百万两百万一千万两千万牌子的企业家们,有着无限爱心的人们,他们真的在做好事,但他们真的在被自己感动。在为生命设立的哀悼日,国家机器禁止了一切娱乐活动,包括现实与网络上的。灾区,离普通人十万八千里,他们却“被”齐声说:“今夜,我们都是玉树人。”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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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

中文原文在 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45084 震区NGO,摇摆在进退之间 发布: 2009-5-12 12:18 | 作者: 章剑锋南风窗| 来源: 南风窗网站| 查看: 128次         汶川地震那会儿,郑珂珂和几个同仁满腔热情奔赴灾区,从北京驾车输送物资过去。之后,他们决定呆在那里,继续帮忙。而这种想法在过去一年间,却不断遇挫。   他们拟向灾区学校提供一些资源援助,以支持当地的教育重建。凡事总需程序,他们若想让自己提供的教学设备和专业志愿者顺利进入学校,需要得到主管部门和具体学校的许可。多数时候,获得理解并不容易;少数几次,他们的志愿者遭到驱逐。   身为北京泓德中育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的郑珂珂说:“一年下来,政府能接受,我们就做;不能,我们就走。情况就是这样。”   地震发生之初,据估计,官方放行了约200余家民间组织进入灾区参与协同救援工作,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在内,志愿者个体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自发力量的涌现让灾民感到温暖。   地震也给灾区带来一些不易察觉的社会问题,稍有不慎将演变成各类事端。维护稳定于是被地方提到核心工作序列,难以控制的外来机构和人员成为潜在的不安定诱因之一。政府逐步加强了对志愿者服务团队和个人的管理。   “灾区要稳定,”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协调人高圭滋对本刊记者说,“地震之后,灾区社会更加脆弱,官方将很多精力放在了对付这件事情上。”   对于许多奔赴四川灾区的民间组织或志愿者个体来说,困难时期远未结束。他们随时需要面临选择——离开,或者留下?   我们不需要他们   “以前我们想再找省政府做做工作,压压他们(地方官员),”郑珂珂说,“现在我们是能做的做,做不了的就退。”   NGO的进与退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郑珂珂深有体会。在广元市帮忙救援的时候,他遇见一位对中国教育问题颇有些“看法”的镇长。两人谈得投机,对方很快邀请他去支援当地教育建设。   几番往来,见到了分管教育的副镇长和当地主要学校校长,相互接纳的意愿已经明确,派驻志愿者进校助学的计划眼见就要达成。不曾想镇主要领导职务调动,原镇长一走,分管教育的副镇长第二天就知会郑珂珂,合作暂停,理由是“新镇长对这事儿有不同看法”。   同样的尴尬出现在都江堰。郑珂珂为当地一所全部被震毁的小学提供救助,此后向他们提出派驻志愿者。学校表示欢迎。在未向当地官方汇报的情况下,去年6月初,两位志愿者正式进入学校工作。   “校长特别好,叮嘱我们不要说自己是志愿者,就说是支教老师。白天没事儿就在帐篷里呆着,别乱跑,以免让人看到生面孔。”   事有不虞,学校一位老师向镇政府告发了这件事情,校长只好打电话让郑珂珂把志愿者领走。   透过官方系统疏通并不管用。为了在灾区立足,他们通过渠道找到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该领导给地方的市委书记打了一个电话,市委书记再给当地教委打电话,约好见面。郑珂珂一方的3个人就从成都坐火车去了,见了面,不仅没有握手寒暄,地方教育官员坐在那里连站起来的意思都没有。这一次,就算有书记的话支持,合作同样没能成功。   “随便一个理由就把你推出来了。他如果想改变,就要千方百计和你合作,他如果不想改变,我就是给他一个班装一个投影仪,他也不干。”   郑珂珂抱着一种碰运气的想法,认为灾区面积如此之大,一地碰壁再换一地,总有去处。就这样,他坚持了接近一年。   不过,由于官方对NGO的管理正在加强,未来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在绵竹市遵道镇开展社会救助工作的罗世鸿说,也许以后当灾区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官方会觉得应该让更多社会机构帮着他们做些事情。   绵竹市团委和青年志愿者协会在今年4月发出一则通知,要求加强对志愿服务团队和个人的管理。通知声称,在地震周年来临之际,将会有大量志愿者涌入,不排除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志愿者旗号开展影响社会稳定的活动。   通知表示,他们已对一些机构和志愿者个人进行了核实和清理,并将继续。他们要求志愿者个人和服务团队进行再次登记,以确定服务时间、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此外,当地官方各部门被要求掌握那些志愿者团队的详细人员名单。   鉴于这种情况,很多组织不得不选择离开。灾区的NGO绝对数量正在下降。以遵道镇为例,罗世鸿介绍说,在最高峰时期的动员例会上,NGO组织的与会数量有一两百个之间,这种情况保持了两三个月,现在也就十一二个了。   罗世鸿所在机构没有注册。最开始进入遵道的时候,他们与当地政府保持了愉快而紧密的合作。当时他们和镇政府在同一场地办公,为了发挥这些社会资源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遵道镇政府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遵道社会资源协调小组”。罗世鸿等加入到这个小组的办公室工作,镇政府还为他们挂了牌,并给了一枚公章。   一切变化似乎来得太快。本来他们还准备在绵竹团市委注册登记,这件事已是被认可的,但当团市委那个通知突然出炉之后,全部打算都泡了汤。镇政府不再允许他们继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呆下去,将他们逐到了板房区。他们还将与那个半政府性质的协调小组办公室脱钩。   “我们准备撤出来,”协调办公室的前期负责人之一、罗世鸿的团队成员汪跃云说,“与当初相比,现在灾区不再欢迎志愿者。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们就都比较清楚了,这个趋势是必然的。”   在一份有关退出那个协调办公室的报告中,他们也写道,“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遵道镇正逐步恢复生机,回到以往和谐发展的生活中去。我们作为志愿者,所能做的事情会逐步变得有限。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将结束在遵道镇近一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这,也许将成为一种常态。   在什邡市洛水镇一个大规模灾民安置点,管委会已经接到官方的指示,他们将把驻在小区内提供3岁以下婴儿洗浴帮助的“英国儿童救助会”的人员“请走”。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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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摘要: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

在20世纪的中国,民粹主义一直是游荡在历史夹缝里的挥之不去的幽灵。民粹主义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极端地推崇底层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认定大众保存了文化传统革新与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强烈地弥漫着反精英文化、反知识分子倾向。 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 作者:唐小兵 来源:《南风窗》杂志 日期:2008-02-07    在20世纪的中国,民粹主义一直是游荡在历史夹缝里的挥之不去的幽灵。民粹主义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极端地推崇底层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认定大众保存了文化传统革新与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强烈地弥漫着反精英文化、反知识分子倾向。 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 作者:唐小兵 来源:《南风窗》杂志   在20世纪的中国,民粹主义一直是游荡在历史夹缝里的挥之不去的幽灵。民粹主义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极端地推崇底层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认定大众保存了文化传统革新与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强烈地弥漫着反精英文化、反知识分子倾向。   中国的民粹主义有着两个重要来源,一是20世纪初期从俄罗斯引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提倡的“到民间去”的社会思潮,相信民间代表一个纯真的有道德感的底层社会,可以从中取得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资源;另外一个来源是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的“绝圣去智”的反智论传统,简言之就是对知识、文化等价值系统鄙视、否定,扩展到对代表此价值系统的知识分子进行全盘否定的历史“潜流”。   民粹主义是20世纪中国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其影响自然覆盖到中国社会诸多阶层。让人更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民粹化”倾向。这种倾向至少曾经在三个历史时期有着强劲的历史表达。   五四时期,在林毓生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浪潮里,主流知识分子在高喊“科学”与“民主”等口号引进西学,他们在全面攻击传统的精英文化的同时,将寻找民族文化自新的眼光也转向了“民间”和“底层”。鲁迅、周作人等搜集、编辑地方歌谣、顾颉刚等寻访民俗文化遗存,更有当时很多大学生组织团体深入民间,寻求民间知识、信仰与智慧,形成了强大的到民间去的思潮。这个时期也正好是强调无产阶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迅速从当时百花齐放的各种社会思潮里脱颖而出,成为后来主导中国历史的思想形态的关键时期。193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受共产党政治文化影响的左翼作家,在《申报》等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号召到民间去,到底层去,与普罗大众相结合,呼吁改造五四时期形成的白话文,攻击它太过于精英,应该直接用民众口语作为书面语言的来源,创作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学,同时,他们批评学者、文人、知识分子等所谓高等华人是一个道德腐败而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认为被压迫和剥削的底层才代表着真正的良知与智慧。   反右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民粹主义发展到巅峰,知识分子纷纷接受“洗脑”,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全盘否定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文化思想,在公共场合检讨脱离了人民,成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忙和帮闲,中国农民和工人被认为是最有知识、最有道德和最有实际能力的群体,知识分子都成了被讽刺为牛鬼蛇神的政治贱民,应该到五七干校、牛棚、夹皮沟等地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产生之后,更多的时候,却是被政治文化操控,改造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以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原罪概念,成为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良心压迫机制”,打掉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身份意识与文化尊严感,从而纳入整齐划一的革命机器里做一颗驯服的螺丝钉。      民粹主义浮出水面   延续前两个历史阶段,今日的中国,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民粹主义又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最典型的是这些年新左派学者的部分文字里汹涌澎湃的“民粹主义”,其极致表达就是控诉知识精英都已经被市场经济和利益集团“收编”,尤其对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抵触与憎恶心态。萧功秦认为:“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民众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这个群体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正地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与需求。   在《天涯》、《上海文学》等报刊上持续几年之久的知识分子关于“底层”与“底层文学”的讨论也折射了这一问题。论战一方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个纯真的原生态的充满多样性的“失语的底层”,它根本无法被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代言”,任何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言说都是一种歪曲与利用,另一方认为口口声声地似乎在严肃思考如何让底层浮出水面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在道貌岸然地抢注“底层代言人”这个道德商标,从而在繁复而精致的话语游戏(这种游戏根本不为人民所愿意理解!)里完成为底层代言而拔高自身的道德形象。“底层”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底层如何被文学性地表述的“学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公共化进而为底层代言的“道德问题”,它也是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身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的困境的问题。   更让人拍案惊奇的是民粹主义的势力范围在继续攻城略地,甚至这股“野火”也已经烧到了一向被归置在自由派阵营的知识分子身上。旅美学者薛涌在最近发表于《南方周末》上的长文《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同时发表于广州《随笔》2008年第1期)里,公开声称“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鲁迅《阿Q正传》等反思国民性的作品在薛涌看来代表了知识精英“冷血”的“现代中国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底层的妖魔化论述。他认为复兴中国文化之路不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而在于向保存着中国文化最质朴精神的小共同体里的“最基层的小民百姓学习”。在这篇文章里,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已经几近水火不容,底层所寄身的共同体被寄托了实现宪政的希望。   为了论证小民百姓保存了他所言的共同体美德,薛涌列举了几年前一件矿难事故里,一个遇难矿工遇难之前将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幸存的同事转交给其妻子,帽子里的一张纸条写着:“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张主任200块钱……”另外一个例证是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不让老乡客死他乡,千里背尸回湘的“义举”。薛涌感慨这种文化精神在知识分子阶层早已荡然无存,应该到底层去寻找、发掘与培育。今日中国的共同体建设,在薛涌看来,也不需要知识分子阶层的“指手画脚”,除非后者愿意被“雇佣”。简言之,作者认为“启蒙”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儿,底层完全应该抛弃或拒绝“启蒙知识分子”隔靴搔痒的“宏大叙事”。   民粹主义最广泛的表达是在互联网上,人民成了不能被批评的敏感词汇,因为人民是改革进程的利益受损者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里的唯一美德保存者,每当发生贫富阶层或个体之间的社会冲突,不管谁是有道理者,互联网的往往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意”总是自然地压倒性地倾向于弱势者一方,对于强调理性讨论的知识分子的发言总是不屑一顾,或者口诛笔伐。经济学家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学者许纪霖反思研究生教育的《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以及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雅阁女事件”等文字、视频都在网络上遭受了强烈的反弹。知识精英已经被普遍地预设成为体制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而遭受广泛的道德质疑与挑战,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被想象成道德复兴与伦理实践的历史主体。      社会根源   当前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民粹化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仔细分析和挖掘其社会根源也许才是找到理性对待民粹主义的方法的合理途径之一。最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当前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阶层之间越来越充满隔阂和敌意,财富阶层基本上被认为是依靠权力寻租与官商勾结等违法手段获得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的资源,仇富心理成为典型的社会心理,草根或者底层虽然生活艰苦,但被肯定为是依靠自身努力而“干净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知识分子处身这个社会背景,自然受其潜移默化之影响。   与此同时,1990年代以来,与市场经济社会形成几乎同步的是大学、科研院所的迅速体制化,甚至产业化倾向,学院知识分子被课题、项目、评估等各种日常事务缠绕,生活越来越学院化与精英化,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知识分子与现实社会变动的隔膜日益扩大,民工、农村、下岗工人都似乎被隔离在精致的象牙塔之外,而事实上秉持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真正地“躲进小楼成一统”,放弃其天然的关怀现实人生的情怀,疏离感、负疚感在部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潜伏,而学院不断地揭露的学界腐败,以及学术不断行政化、官僚化之后造成的“异己感”,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尊德性”的道德实践和参与社会变革比较起“道问学”(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生涯)似乎更具有精神的感召力,更能消除其内心的空虚感与无力感。这种倾向自然助长对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离心倾向,与对工农大众的热情向往甚至激情想象。   我们注意到比较具有民粹倾向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一部分出身于草根阶层,或许经历过诸多底层挫折,对底层社会感同身受,当他们进入学院以后,发现知识精英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而都是为稻粱谋的利益集团,就容易幻灭而形成怨恨心理。正如萧功秦所指出的那样,“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底层的生活经历与挫折感使他们产生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到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产生一种‘为民请命’的使命感。”这种创伤性记忆与悲情意识,会发酵成一种狂热的理想主义激情,为他们的言辞灌注一股道德理想主义的悲天悯人的特质。   或许,还有一个深层的根由也值得指出,正如阿伦特在《论革命》里对比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时所指出的,前者囿于贫困等社会问题而导致道德激情四处弥漫到公共广场,最后以同情和怜悯为出发点的大革命却走向了雅各宾专政的残暴,而美国革命始终坚持将政治自由问题优先于社会问题来处置,因而探索出一条社会代价相对较低的社会进步道路。今天的中国自然是更关注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这也容易强化社会平等问题的尖锐性,成为世俗社会的道德神经,时刻刺激知识分子的良心,而误把有大体一致目标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底层人为对立起来。   在政治文化没有被“刮骨疗毒”的时候,在公民权利没有“实至名归”的时候,在公民社会没有“稳如磐石”的时候,在阿伦特所谓“平庸的邪恶”到处弥漫,而反思的精神寥若晨星的时候,一味地寄希望于势单力薄的乡村小共同体,以及无限地美化“底层”的道德精神与文化质素,而鄙视乃至否定具有理智力量的知识分子阶层,只能是寻求民族自新之途的知识分子的“一帘幽梦”而已。   事实上,于建嵘对湘南农村的农民维权行动的田野调查结果、厦门抵制PX项目的环保运动、上海市民抗议磁悬浮的散步行动等,都证实了知识分子与民众(包括底层),并非对抗关系,而是有着合作的可能与实践。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卓有成就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邹谠生前说过的一番话,也许值得所有的有着民粹化倾向和关注此问题的读者寻味:“狂热的理想主义和激进的犬儒主义都是一回事:对它们自己以外的一切人物与实体都不负责任。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只对他们自己的理想负责,激进的犬儒主义者只对他们狭隘的自我利益负责。” The Populism of the Lower Social Strata and the Intellectuals By Tang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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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猪流感幽默

猪流感幽默 SARS时候中国国内有很多手机上的短文表示对社会某些现象不满。我偶然网上读到这个故事。故事里面的猪是个受压迫者,他的生活没有上笼物那么好,还有很多人要杀他,吃它的肉。这头猪拥有生物武器,他把他传染到人类就算是猪类的报复。 如果以后找到原文,我会把他放在这里。 During SARS in 2005, dark humor spread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cell phone instant messages. We may see again see a resurgence of epidemic humor. From a Chengdu web forum — Pig Flu Humor BEGIN TRANSLATION The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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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张博树: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张博树: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3 月份以来,西藏与奥运搅在一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国内短视的政治家沾沾自喜于煽动民族主义的小伎俩,一方面操控国内舆论,用所谓“主流民意”对抗国际社会的批评,另一方面抓紧对藏区的整肃,以期平安度过奥运。殊不知,今天的西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重大的危机因素。解决西藏问题需要大勇气、大智慧,小伎俩则可能葬送西藏,也葬送中国。 西藏问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 尽管当权者不愿意承认,我还是要直言,这个令中共领导人头疼的问题,究其源,实在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们不用把历史扯得太远。从元至清西藏政府与北京的关系是宗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学界有争议,我们可暂且搁置,不去管它。重要的是1912 年以后的西藏确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种状况直到1951 年西藏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签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才宣告结束。虽然这个协议也是城下之盟的产物(昌都之役解放军重挫藏军, 已经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但总的讲,协议内容是温和的,也是建设性的。协议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认可西藏的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喇嘛的地位不变,可谓当代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1954 年,19 岁的达赖和16 岁的班禅双双进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大,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被分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问题暴露始于1955 年。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从这一年开始加速,并迅速从内地波及昌都和川、滇、青、甘各省的藏区。这些地区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民主改革”轰轰烈烈。激进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试图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次完成,“一步登天”,强力打击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没收寺院的土地、财产,大力推行集体化,诋毁藏人的宗教信仰,强迫上层人士和喇嘛僧人“改造思想”,结果引起藏人的不满、反抗。1956~58 年,各地藏区武装叛乱从小到大,此伏彼起,但旋即遭到解放军的强力“平叛”、“会剿”。数以万计的康巴和安多藏人西涉金沙江,逃进西藏,这就为1959 年的拉萨“叛乱”埋下了种子,也为这样的“叛乱”何以能够发生、乃至何以必然发生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线索。 后边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拉萨“平叛”胜利标志着中央政府用武力获得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区的绝对控制权,也标志着西藏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开始。象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是听着“雪山上升起了红太阳”之类的歌曲、看着《农奴》这样的电影长大的,那时真的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农奴”们早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看了大量材料,才知道这些宣传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领导人的无知、狂妄,以及他们在藏区推行的一套极“左”政策,给西藏僧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62 年,位列“国家领导人”的班禅喇嘛致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痛陈他所看到、听到的藏人经历的种种苦难。由于班禅绝无反对共产党领导之意,而是披肝沥胆向党反映藏区真实情况,所以这份被称为“七万言书”的文件可视为那个年代描述藏民苦难状况的可靠文本。不妨在这里摘引几段: ――关于在藏区开展“阶级斗争”:“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区,干部对运动是否细致和质量好坏不加考虑,一味地追求轰轰烈烈和恐怖尖锐,不看打击是否准确,而把规模和数量作为主要的目标”, 打击了很多不该打击的人。往往“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许多无辜的人不得已逃亡国外,留下来的人也生活在恐惧之中。 ――关于藏区人民生活:“由于农业地区发生了‘五风’和对粮食抓得过紧,以及对群众留粮的标准低,因而造成口粮很紧”,有不少家庭“断了口粮”,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过去西藏虽是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实施“专政”造成大量犯人非正常死亡:“平叛”结束后,“全西藏关押犯的数字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几,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1959 年毛主席曾指示,由于西藏人口少,应采取不杀人或只杀极少数人的政策,但事实却与此相反。除关押上层人士的监狱情况稍好外,大部分关押普通犯人的监狱管理极其糟糕,监管人员不关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恶言恫吓、恣意毒打的事情时有发生。更甚者,监狱管理者“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地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给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关于宗教民族问题:“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在要求僧尼还俗时,“首先在各寺庙以所谓‘学习’和‘发动’的名义,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或大房子内,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学习和强迫动员其互相进行批评,掀起尖锐的斗争浪潮;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成婚”的现象发生。在西藏,原有各类寺庙2500 余座,“民主改革”后仅剩70 余座;原有僧尼总数约11 万人,外逃1 万,也还有10 万,“民主改革”后仅剩7000 人。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指没有宗教的地方)”!1 呜呼!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自己的心也在流血,脸上感到发烧。 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内地也有,但在西藏却具有更恶劣的性质,以更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加以放大。无论当政者试图用自己的社会理想改造西藏的初始动机含有多少善意乃至崇高的成分, 造成这样骇人听闻的结果都是一种罪恶,是一种由于无知、狂妄、狂热和狂暴造成的罪恶! 在这种情况下,10 数万流亡到印度和海外其他地方的藏人呼吁全世界关注西藏人权、西藏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标志性问题之一,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更何况,当时还是冷战时期,西藏自然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角力和中、苏、印、美等不同国家基于民族国家利益博弈的一个交汇点。美国中央情报局确曾向西藏流亡人员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种支持乃是美国遏制“ 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当然可以大骂美国佬妄图“分裂中国”,居心叵测,但话说回来,如果共产党自己不在西藏干了那么多蠢事,搞得那么多藏人四处流亡, 别人又怎么可能说三道四,或者愣往里边插一杠子呢? 这里还没有说到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一来,因为它更“红”、更“左”、更极端也更暴虐,自然给西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本文就不再赘述。 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曾反思“左”祸给西藏带来的灾难 客观地讲,中共领导人中不乏开明人士,他们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抵制西藏工作中的“左”的做法,尽管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取得的成果有限。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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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摘要:中国电力发展要给子孙留条活路

中国电力发展要给子孙留条活路 2008-3-24 作者: 孙向方 来自: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在谈到我国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发展时,肯定了电力工业发展的成就。他以发电装机增长为例指出,到去年年底,我国发电装机总容量突破7亿千瓦,相当于英、法、德、意、日五个国家发电装机的总和。 诚如李德水所言,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从2002年的3.53亿千瓦连续跨跃4、5、6、7亿四大台阶,截至2007年底,我国电力装机已经达到7.13亿千瓦,翻了一番还要多,并且先进机组较多,成就有目共睹。 但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电力工业是基础产业,而不是支柱产业,电力发展以适度超前,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为宜,而不能不顾一切地做大。 电力应该按科学发展的电量需求发展,不能按过去那样大量发展高耗能产业的畸形需求。目前,五大发电集团公司、地方发电集团都把做大作为第一要务,但如果把公用事业、基础产业当作支柱产业盲目发展是很危险的。 目前,电力投资严重过热,电力过剩问题已经显现,然而,“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包括国有五大发电集团公司、地方发电集团都提出了很高的发展目标,由于缺乏资源、环境、运力支撑,很多发展项目是不切合实际的。 电力装机结构也在恶化。到2007年底,全国火力发电装机达5.54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7.73%,比2002年的2.642亿千瓦增长一倍还要多,火力发电比例明显过高,已经超出了资源支撑和环境承载能力。 我国的能源资源结构是富煤、少气、贫油。但“富煤”仅是相对而言,我国约有1886亿吨的煤炭可采储量,2000年,我国的煤炭产量是10亿吨, 2007年,我国煤炭产量为25.23亿吨,7年时间增加产量近16亿吨,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是大量消耗能源资源、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与科学发展观是相背离的。如果以这样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煤炭资源将很快枯竭。 事实上,近年来出现的煤炭紧张已经为火电机组的盲目发展敲响了警钟。以目前的电力结构看,以煤为主的电力结构并没有改变,短时间内也难以改变,已经成为电力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观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需求的增加,电力仍然要保持快速发展。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够全面。电力发展的规模一要统筹考虑能源资源、环境容量约束;二要考虑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需求侧管理实施使得能源消耗降低,而不是单纯以经济增长简单地推算电力需求。 首先,要考虑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支撑能力。 国土资源部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共有1886亿吨的煤炭可采储量,每年消耗18亿吨,能用100年,但按照目前的消耗进度,30年也保证不了。笔者早就提出,能源消费不能背离国情,这个国情就是我们有13亿人口,看起来很大的储量,除以13亿就是极度短缺。老百姓有句话,穿衣吃饭量家当,不看我们的家底,盲目发展肯定不行,1886亿吨的煤炭可采储量那经得起7年增产17亿吨这样折腾。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子孙怎么办? 以目前的情况看,以煤为主体的电力产业结构越来越难以支撑,从环境容量看,由于大量使用石化燃料,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污染物,环境容量越来越难以支撑,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再过12年,中国的煤炭产量要达到40亿吨,不要说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产能,即使有,也是极大的灾难,到时候中国将被煤工业污染得没有一片净土。 第二,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搞电力规划。 究竟是什么导致2002年严重缺电,至今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搞明白。说是中国三年不上常规火电发展慢了,经济增长太快了,可这种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在2002年左右,违背科学发展观,大量上许多国家50年代就已经停止生产的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造成电力需求的暴发式增长,笔者曾写过一篇《是谁拉紧了电力紧张之弦》,对此进行了全面分析。下一步的电力规划,绝对不能按“十五”的电力需求速度来测算,而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考虑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后,电力需求增速放慢的趋势来测算,否则,这个规划,不仅违背科学发展观,也会造成极大的偏差,导致大量设备闲置和银行严重的金融风险,这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装机容量为英、法、德、意、日五个国家发电装机的总和,这不值得骄傲。要知道,我国的经济总量目前与德国也就是不相上下,但我们的装机容量是德国的近10倍。在国际分工中,我国产业结构中多以初级产品为主,附加值很低,企业盈利能力差,员工收入低,盲目投资,产能过剩,同行又缺乏协作、过剩后竞相压价,价格暴跌,消耗着宝贵的不可再生能源,污染着环境,却没有赚到钱,这样的路子还能再走吗? 第三,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能源消费增长。 很多人一说经济增长就要带来能源消费的增长,这是完全错误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丹麦以农业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从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1973年的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爆发后,丹麦调整其能源战略,尤其在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率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方面对工业耗电、耗能效率提出限制和高效利用率指标,一方面通过立法、限制以及提高技术等方式,提高电厂的能源使用率。30年来,丹麦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工业化程度上升到90%,人均GDP增长50%,石油消耗量却降低50%,丹麦从能源进口国变成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大国。 美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但能源的浪费主要体现在消费环节上,美国极为重视生产中的资源利用效率。美国2000年人均GDP比1973年增长了74%,而能源消费并没有增长。据美国能源部预测,到2020年,需要新增发电装机4亿千瓦,但美国计划采用需求侧管理,预计可以减少2.6亿千瓦装机,这对我们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启示。 在未来电力规划中,我们要充分考虑节能减排和需求侧管理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有巨大的节能潜力,目前,我国能源浪费消耗极大,每万美元消耗矿产资源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加强需求侧管理能相当于建设几亿千瓦的装机。 综上所述,中国的能源安全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必须全面综合统筹考虑电力发展问题,改变目前火电一家独大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并给予可再生能源的项目更大的优惠政策;同时,要将推进需求侧管理作为国家行动,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否则,可持续发展无法实现,我们也无法向后代子孙交待。 中国电力发展要给子孙留条活路 http://www.315wqchina.com/newsDetail.asp?id=820 China’s 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Path Needs to Bear Our Grandchildre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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