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摘要: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 外交转型需赖国内体制革新

A summary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article. 外交转型需赖国内体制革新

Prof.  Wang Yizhou of the Bei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old Nanfengchuang in October that for China will need thorough domestic reforms if its diplomacy is to become more effective.   While China has more money available than the deficit-ridden West now in decline relative to China, China itself suffers from a rights deficit and a democracy deficit.  Chinese companies are note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abusing workers.  What is this so?  Because they abuse workers in China too.  If companies did not abuse Chinese, they would naturally carry this same good practice with them when they invest in foreign countries.

How can China respect international law if officials within China despise the law? If that doesn’t change, China will fall into the same trap as the United States, standing up for international law when it is in U.S. interests and ignoring international law when it does not.

Internationally China is seen as a strange beast with a bottomless appetite for materials, investing everywhere and conquering markets to boost its own GDP.   Yet China takes much too small a role in 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helping poor countries. The way China acts overseas is just a projection of what it does domestically — stress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gnoring political reform.

王逸舟: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胃口贪婪的经济怪兽,到处买矿藏、石油和资源,到处投资、攻陷市场来堆积GDP,经济能力很强大,但是在提供政治制度和公约、制定国际规则、帮助弱小国家、提供方案上,却做得很不够。这是国内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政治改革的一个外化。

For examp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China does not get on well with NGOs.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kill of Chinese diplomat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China in the domestic arena sees NGOs as just pests.  So China just projects its own domestic think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just is not good in dealing with NGOs.

Another example,  Chinese companies investing in Africa are often accused of lack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ften ignoring the legal rights of workers and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law.  This has much to do with the way these things work in China. It would be hard to imagine that companies that in their own country pay taxes as they should, respect and obey the law, take worker rights and interests seriously would, when it invested overseas, act differently. The behavior of Chinese companies overseas is just a reflection of the way they behave in China.  Therefore China’s shortcoming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re intimately tied to its shortcomings in the domestic arena.

举个例子来说,在国际上,我们不太善于应对NGO,不仅是因为外交官缺乏必要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就通常把NGO看成一个麻烦,这样的思维投射到国际场合,就不可能善待它们。 

  再比如,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常常被指责缺乏社会责任,在劳工的保障、法律意识方面都比较淡漠,这跟他们在国内的表现是有联系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们在国内按时纳税、遵纪守法、重视劳工权益,到国外会突然转变,他们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国内体制的一种折射。所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短板,是跟国内的不充分发展密切相关的。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3187

—— 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

外交转型需赖国内体制革新

作者:本刊记者张墨宁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10-24  浏览:3056

  美国和欧洲的相对衰落、中国在全球经济座次中的上升,使原有的世界格局发生位移。债务危机来临之际,西方对中国的需要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而中国第一艘“航母”海试却让他们的担心有增无减。 

   “韬光养晦”显然已经不足以包纳和支撑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显著改变,中国应该寻求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使外部世界对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免于恐惧。在外交舞台上,中国如何从当前的不适应、不积极转变为富有建设性?本刊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
     中国应有创造性介入的姿态
  《南风窗》: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都在积极争取增强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尤其是美国的债务上限和欧元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外交应该抢占高地的呼声在国内比较高亢,怎么看待中国外交现在的外部环境和作为空间的改变?
   王逸舟:现在的老牌大国看上去比较乏力,我们称之为“民主赤字”,但是国内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灭亡的时候是极端的说法,西方国家出了问题并不代表我们自身就可以免疫,我们不能以西方的危机来宣告自己的胜利。
   中国寻找自己的全球角色不是弥补真空,也不是对原有角色取而代之,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消长和平衡来看,新的大国的崛起是对旧秩序的冲击和粉碎,甚至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可能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官方称为和平崛起。我提出一个“创造性介入”的概念,也就是用积极的态度、更大的参与意识和手法,增强进取心和下“先手棋”,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拿出更多的方案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及援助,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有中国的印记、操作及贡献。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中国外交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有所突破,比如斡旋缅甸、帮助苏丹政府解脱国际困境、傅莹外交方式的成功等等。我们目前虽然充满了活力,但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显得不够熟练,甚至有些笨拙,在话语权、下“先手棋”、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还远远不够,离建设性的角色还有距离。

  
制度状况影响中国外交作为空间

  《南风窗》:您所说的“创造性介入”如果没有一个更富有战略性的外交原则作为依托,它会不会停留在手段和技术的层面,只是在权力空间中寻找缝隙?
王逸舟:中国在外交舞台上的出色一定是以国内体制的再造为前提的,没有国内的深刻变革、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器的良性互动,创造性介入就是空话。创造性介入要依托国内源源不断的改革提供外部的更大动力,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要转变,在新的时代是不是还要用旧的逻辑安排我们的制度和生活。国内的政治制度要更多体现公民权利,这是一个内在的资源。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外交官只能做一些微调。

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提倡民主化,在国内更没有理由不推进民主进程;如果在国内官员蔑视法律,那么,在国际关系中就会犯和美国一样的错误,对于国际法有时候遵守、有时候不遵守,只看眼前利益;我们提出了和谐世界观,但如果在国内,到处都是矛盾,和谐世界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此,谋求更大的国际角色不是手段上的完善,而更多要基于国内的变革、进步、国民权利意识的成长、社会对于国家的监督和塑造,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外交才会有新姿态。

  《南风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作为空间依然比较狭小,近年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在逐渐提高,但是影响力却较弱。在中东、北非动荡中,只能处于被动的局面,这是否说明,我们过去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体制是对外交的束缚?
  王逸舟: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胃口贪婪的经济怪兽,到处买矿藏、石油和资源,到处投资、攻陷市场来堆积GDP,经济能力很强大,但是在提供政治制度和公约、制定国际规则、帮助弱小国家、提供方案上,却做得很不够。这是国内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政治改革的一个外化。
举个例子来说,在国际上,我们不太善于应对NGO,不仅是因为外交官缺乏必要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就通常把NGO看成一个麻烦,这样的思维投射到国际场合,就不可能善待它们。

再比如,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常常被指责缺乏社会责任,在劳工的保障、法律意识方面都比较淡漠,这跟他们在国内的表现是有联系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们在国内按时纳税、遵纪守法、重视劳工权益,到国外会突然转变,他们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国内体制的一种折射。所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短板,是跟国内的不充分发展密切相关的。

  《南风窗》:中国目前发挥影响力的领域,是否只能停留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边缘的问题上,例如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等,而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有重大决定作用的金融体系、贸易规则、地区安全等方面,话语权却有限,中国积极地介入这些所谓的边缘领域,比如积极推动节能减排方案,对于增加影响力的实质帮助在什么地方?
王逸舟:据我观察,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其他很多领域都是被中心化、被聚焦的,我们的经济很活跃,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变化,其他大国必须要学会与这个庞然大物和平共处,因此要分享一部分权力,出让一部分决策和领导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关系画面。但我们在南海问题、国际贸易和金融谈判方面还不是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有更大的改进空间。

    
   重视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南风窗》: 近几年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表态和行动,但是在涉及中国的一些核心利益,比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时,似乎一以贯之,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王逸舟:变化还是有的,两岸关系就是最显著的一个。台湾问题及两岸关系尽管被官方定义为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它的确涉及中美关系等非同寻常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在过去一段时期,我们着急把台湾统一过来,台湾的一些极端势力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就剑走偏锋。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并不着急马上统一,而是着力于做好现状。
过去我们提出“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就不排除动武。现在从我们的许多做法来看,岛内无论是哪个党执政,只要不搞台独,就可以维持现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我甚至认为台湾问题是本届政府处理国际关系当中最成功的案例,未来联系两岸的将是一个血脉共同体。只要发展两岸民生就行了,政治上大可不必着急。

《南风窗》:南海问题近期比较紧张,中国与美国和几个邻国都发生了矛盾,一些学者认为,南海问题之所以显现,是因为中国此前一直将外交的重心放在美国身上,而忽略了邻国,所以才导致互相的不信任和邻国对中国的担忧,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向来只有一个笼统的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没有一个具体的政策。您是怎么看的?中国外交应该在此方面如何突破,才能避免擦枪走火?

王逸舟:我们近几年重视与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推动建立自由贸易区,原本是设想有了经贸关系的紧密,在政治上就不会有大吵架,现在看来事实不是这样,重经贸、轻政治并不能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戒心。

 

所以,他们一方面跟中国搞好经贸关系,一方面引入其他大国来跟中国对冲。在很多问题上都下“先手棋”,比如在主权问题上做了很多周密的防范、用国际法来约束中国,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想得很少,就是简单地经济逻辑出发。
所以,未来中国一方面要继续着手于经贸,一方面要从法律角度拿出一些安排和设计,让他们感觉到和平发展和共赢不是一句空话。

中国一方面要发展自己的硬实力,海军和渔船必须走出去,否则谈判时是不硬气的,这是个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要懂得国际法和海洋国际关系,提供谈判的文本方案,用现代的、文明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我们现在只是做了一个主权上的宣示,对国际法可能还是有些忧虑,有人担心一旦上了国际法庭,南海岛屿的归属就会判给东南亚国家,事实上,这种担忧是没必要的,国际法不会做出明确的归属判定,不会断给某一方,国际法只是对各方能够接受的次序的认定,是以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为基础做一个安排。  

  
改进国内状况比对外展示形象更重要

  《南风窗》:要破除“中国威胁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对外形象的问题,姚明对中国的宣传效应可能比孔子学院和国家形象宣传片要大得多,这是很多习惯传统“宣传”思维的人难以理解的。
  王逸舟:我们的形象宣传要不就是让外国人看不懂,要不就是看懂了但更害怕。我们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强调的是更高更快更强的民族复苏精神,而缺乏亲和力,这也是我们举国体制的一种表现。美国虽然很强大,但他们推出的英雄往往是那些让人感动的普通人。再看孔子学院,它更像是一种公关,暴露出我们体制大而无当的东西,取得的效果可能恰恰是相反的。在我看来,改进国内的状况远比国家力量的展示更重要。
《南风窗》: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观,往往并不能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共鸣和理解,比如“和平崛起”一词,反而引起西方的过度阐释和解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王逸舟:“和谐世界”应该跟具体的事务对接起来。比如派遣维和部队、提供更多兵源,在上海合作组织或者朝鲜半岛提供无核化的平台。当它变成对国际社会有所改良的措施的时候,号召力就会显示出来。

《南风窗》:同是地区性的大国,中国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有相似之处,都是西方国家和邻国防范的对象,但是俄罗斯在对北约和欧洲的关系上,远远要比中国强硬,这对中国来说,有没有能够获得启示之处?

王逸舟:俄罗斯的强硬与其领导人的个性及历史文化有关,长久以来,他们就有主动出击、依靠军事拳头的战略文化。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从一个超级大国、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变成了现在GDP大体上只有中国1/3的国家,造成了这一代人的衰败,所以说,他们的强硬赢了面子,但是不一定能赢得老百姓的生活。当然我们可以学习俄罗斯的某些东西,比如俄罗斯的外交官在外交场合凡事争先,在各种会场提议案,不管有没有实力,总是抢着发言,他们的风格就是一定要争一口气,而中国则是尽量不说、后说,或者只做不说。这是未来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需要改进的地方。

This entry was posted in Uncategorized and tagged , , , , , , , , . Bookmark the permalink.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