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Red Flag and Preparing the Ideological Ground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n be thought of as Mao’s revolt against the Communist Party apparatus after Mao himself was marginalized after the famine and other disasters that follow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paign that he initiated in the late 1950s.  Sharpening his ideological tools before the attack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preparations. The Communist Party theoretical journal “Red Flag” played a major role in creating a new Cultural Revolution orthodoxy that enabled Mao to turn the tables on people he later called capitalist-roaders.

According to a 2008 article in the JIangsu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Hongqi’s Propaganda for Mao Zedong Thought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转自:《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镇江)2008年2期第61~68页)  Shi Dongxiang was the collective name of a group of people in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journal Red Flag.  The membership of the group varied.  施东向是《红旗》编辑部集体写作思想评论的笔名,参加写作的人员不固定,因内容不同,人员也不同;林一舟是《红旗》农业组的笔名。

  
 
 
文革前《红旗》杂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2011年06月20日 15:29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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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兴
【英文标题】Hongqi’s Propaganda for Mao Zedong Thought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作者简介】杨永兴(1979-),男,山东日照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江苏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性刊物,《求是》杂志的前身,是文革爆发前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树立毛泽东思想权威的主要刊物之一。它主要经历了重提“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和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等3个阶段。它虽然在维护政权合法性、维持社会秩序、激发人民大众的政治运动热情和整合大众的思想意识等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其宣传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和后果,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As a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periodical 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redecessor of Qiushi, Hongqi was one of the primary publications which propagated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built up its authority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ropaganda went through three chief stages: bringing up Mao Zedong Thoughts again, publicizing the international meaning of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propagating the principle of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s. During the propaganda of Mao Zedong Thoughts, Hongqi played a greatly important role in vindicating the validity of regime, maintaining the social order, inspiring the mass’s enthusiasm in the political movement, and conforming their ideologies. However, it also brought forth a series of serious problems and aftereffects, leaving us som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日    期】2007-07-20
【关 键 词】《红旗》杂志/毛泽东思想/宣传/问题/启示Hongqi/Mao Zedong Thoughts/propaganda/problem/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2-0061-08
    《红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是《求是》杂志的前身,1966年之前,是强势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主导性理论刊物。从1958年6月《红旗》杂志创刊到1966年文革爆发,《红旗》杂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权威方面,经历了重提“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和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等3个阶段。
    一、重提“毛泽东思想”
    1945年,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其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1]51。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1]54。但是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期间,所有大会文件和发言,包括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都没有提及“毛泽东思想”,而且在八大通过的党章和决议中,也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而是代之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2]的提法。1958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开展,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和论述又重新出现在中共各大报刊,其中在《红旗》杂志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红旗》杂志上重新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的是《红旗》总主编、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此之前,柯庆施、周扬在《红旗》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文章中只提到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如“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确定下来,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3]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党的路线政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启发人民创作灵感的伟大力量”[4]。郭沫若则对毛泽东进行了高度的赞扬,他称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伟大的作家、诗人”,“他的理论文章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一样,其中包含着很多文学的成分”,“他不仅不断地发表着许许多多不朽的经典性的论著,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六亿人民,还在工作的余暇发表了具有典型性的文艺作品,和经典性的著作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所以“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学习他善于在联系中国实际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使革命胜利了,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学习他善于结合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写出了不朽的理论著作和文艺作品”[5]。
    为防止读者将自己对领袖的赞誉之词误认为是搞“个人崇拜”,郭沫若接着说:“我要坦白地说,我是敬仰毛泽东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我是同样反对盲目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个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不拜为老师?当然,我们这些杰出的老师,他们也还是有老师的,那就是人民。……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集中了广大人民的智慧,而且还尽可能集中了古今中外的有用的知识,正因为他善学,所以他善想、善说、善做、善教。他是最民主的人民领袖,而同时又是最能循循善诱的人民教师。这样突出的个人是集体主义的结晶,这不是个人突出而是集体突出。集体突出的人物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我们是不能因反对‘个人崇拜’而加以忽视。当然,我们不是单纯的敬仰,而是学习。学习得好,可能超过老师。我相信毛泽东同志也正是在这样期待着我们的”[5]。郭沫若的这一观点与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正确的崇拜”的观点是一致的。虽然郭沫若在文章中高度颂扬了毛泽东,并提出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但整篇文章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
    与柯庆施、周扬、郭沫若三人相比,陈伯达在其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中,首次重新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而且还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该文是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的讲演稿,经过其本人的整理和补充,发表在《红旗》杂志1958年第4期。在文中,陈伯达指出:“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在)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结合起来。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普通群众的智慧,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环境中,增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百战百胜的威力”,“如果没有正确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的任务,如果不是毛泽东思想在同各式各样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中国革命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那么,也就没有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便潜伏着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客观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例如在一九五七年),而一经过毛泽东思想的启发,这个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势如破竹、所向无敌的形势,就形成起来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
    继陈伯达之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没有在《红旗》杂志上被广泛使用,只是在李柏和翦伯赞的文章中有所提及。如,“在社会主义大竞赛中,我们遵循着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为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灵魂,掌握了竞赛和协作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刻教育干部和群众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本位主义的思想,发扬共产主义思想”[6],“思想问题,必须从思想上解决,即必须在广大的历史学工作者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们全国的历史学教师都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历史教学的水平”[7]等。
    “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被广泛使用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庆祝文章,其中多次提到“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林彪、李富春和康生的3篇文章。林彪在文章中阐述了新时期对军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中包括“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群众运动”,“军官当兵”,“民主的工作作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最后林彪指出:“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我军每一个干部和共产党员必尽的义务”,“毛泽东同志关于‘东风压倒西风’和‘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英明论断,正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实”,“让我们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巩固国防、解放台湾、维护和平、建设祖国而奋勇前进”[8]!
    李富春在其《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一文中写道:“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而提出来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要实行政治挂帅,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多快好省,是要求在生产和建设中,尽可能地提高发展速度,充分发挥经济效果,不断地增强物质技术基础。也就是说,要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无数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往而不胜的思想。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地、随时地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理,来进行工作,解决问题。只要我们很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够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不断的大跃进”[9]。李富春将学习毛泽东思想与发展经济联系起来,与毛泽东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和经济相统一”等论断是相吻合的。
    《红旗》杂志以康生的名义发表的《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一文是针对庐山会议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而写的。文章在最后强调:“从这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进一步认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进一步认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区别,认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区别,坚决参加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决心做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做党的同路人。让我们高举总路线的旗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奋勇前进!”[10]
    以上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基本上仅限于国内方面,就是涉及国际方面,也仅限于具体外交政策和国际策略,而没有涉及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不断地公开化,“毛泽东思想”也越来越被广泛提及,并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涵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
    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
    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就是指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的理论正统地位,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中的解释权,它意味着中共对苏共长期掌控国际共产主义理论解释权的挑战。对这一挑战的首次尝试,是《红旗》杂志于1960年4月16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此文是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而写的,《红旗》杂志也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而受到国际的关注。文中虽然只字未提“毛泽东思想”,但其字里行间的意蕴却十分明显。例如,“根据列宁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个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各个时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对象,解决组织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依靠谁和团结谁的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地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必须紧紧地依靠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即广大贫农群众,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并且,也才有可能按照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建立劳动人民和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如果不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各个阶段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11],此乃借列宁主义的名义,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向国际共产主义国家推广,其深一层的含义,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具有国际意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指导意义。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并且沿着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大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已经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原则,在我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给我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方针,鼓舞了全国群众的首创的革命精神,因而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国的面貌”[11],这两句则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进行的,是真正符合列宁的原则的,而中国革命和建设依据的又是“毛泽东思想”。
    随后,《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出版又为毛泽东思想的正统理论权威的树立提供了契机。《红旗》杂志将宣传《毛泽东选集》第4卷、诠释“毛泽东思想”同中苏论战三者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林彪在其为《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而写的文章中说道:“人民渴望已久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了。这是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经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同时,由于这部著作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大国中的胜利,所以,也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关于敢于胜利、善于斗争的思想,关于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思想,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关于在数量和装备上占劣势的人民革命武装战胜在数量和装备上占优势的反革命武装的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和理论,都将在历史的长时期中保持它的伟大生命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形形色色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我们当前重要的战斗任务”[12]。就这样,“毛泽东思想”不仅仅被解释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武器,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正统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红旗》杂志编辑部在副总主编邓力群的主持下,也对《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出版进行了系统的宣传,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性文章①。它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注重将中国革命的经验向世界推广,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经验具有很重要的国际指导意义,注重阐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开始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理论和关于国际问题的论点普遍化、国际化。
    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和中苏两党论战不断升级并最终公开化,“毛泽东思想”被赋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理论和具有国际指导意义的意向越来越明显。1962年11月16日,《红旗》杂志为纪念莫斯科宣言5周年和莫斯科声明2周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社论文章。在该社论文章中,作者写道:“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懂得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中国革命是永远不会胜利的。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的特征,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胜利”[13]。该社论文章将“毛泽东思想”塑造成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武器。朱波、郑惠在其文章《列宁论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中也多次强调:“毛泽东同志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正是根据列宁的思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所作的进一步的概括”,“毛泽东同志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同列宁的思想是完全符合的。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14]。
    类似的论调在《红旗》杂志刊登的文章还有很多,例如,“有些人努力找一切可能的机会,用可耻的歪曲,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论点,是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这一个科学的论断而形成的,是根据中国长期的革命经验和历史上的一切革命经验而形成的。这一论点,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外强中干的敌人’、‘没有力量奈何我们的资本主义野兽’等等说法,是完全一致的”[15],“十多年来,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为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许多事实所检验,证明它是正确的”[16],“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反对教条主义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的论述,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17],等等。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正统权威此时此刻已经基本上被确立起来了。
    196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红旗》杂志又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此文则最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文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经过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的检验,证明是符合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是无往而不胜的。它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是对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贡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带有时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经验不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国际意义”[18]。就这样,“毛泽东思想”被诠释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并被赋予了国际意义。
    三、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向全军发出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号召,全军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随后又提出“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口号,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浪潮越推越高,而一直贯彻始终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一学习方法。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泛开展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被推广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工作之中,全国掀起了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其中,《红旗》杂志在介绍人民解放军学习毛泽东思想经验方面、诠释和推广“活学活用”方法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3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5期发表了肖华撰写的文章《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进行活的思想教育》。该文首次论述了林彪是如何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人民解放军是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等问题。在文中肖华指出:“林彪同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出政治思想因素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他指出,我军必须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指示,在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中,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在处理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中,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政治工作中,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思想工作中,把进行活的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进行活的思想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来回答和解决革命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也就是说,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全体官兵的头脑,使他们自觉地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行动”,“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办法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具体说来,就是国内外形势、党的政策、军队任务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就学什么;进行什么政治思想运动和政治教育就学什么;做什么工作就学什么。一句话,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学什么。……总之,是以毛泽东思想之‘矢’,射部队实际之‘的’,从实际斗争中学习毛泽东同志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学,内容少而精,紧紧结合实际,学了就能运用,在实际运用中又能进一步加深理解,广大官兵就越学越感到亲切,越学越感到有用,越学越爱学”[19]等。
    接着,《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性文章,对林彪提出的在军队中广泛实行的“坚持‘四个第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等指示进行详尽的论述,并将其推广到一切工作之中。郭力军在其文章中写道:“‘人的因素第一’的思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既适用于战争,也适用于我们的一切工作。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物质条件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人,是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精神,是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个第一’的思想,不但是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的方向,对于全国各项工作来说,都具有普遍意义。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学习解放军这种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一贯重视政治工作、坚决贯彻‘四个第一’的经验。这是一个伟大的学习运动,它将把全国各个战线上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起来,把人们的革命精神更加发扬起来,迎接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的高潮”[20 ]。肖华在其文章中说道:“林彪同志提出的这种活学活用的方法,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的具体化”,“实践证明,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变为广大官兵手中武器的正确道路。凡是按照这条路子走的,学习效果就好;离开这条路子,学习效果就差,甚至走到邪路上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做法,就是从实际出发,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学习问题上打破了少数人关在房子里读书的观念”[21]。
    《红旗》杂志评论员在其一系列文章中也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无疑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宝贵财产,它对于我们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十分有用的”[22],“政治统率一切,把政治工作看做其他工作的灵魂,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项普遍原则,它当然不仅适用于军事领域,也适用于其他各个方面”[23],“所谓进行活的思想教育,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工作必须做到、渗透到这种反复进行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中去。这样的思想工作,才是真正生动、活泼,并且富有成效的”[24],“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四个第一’的原则,首先指出的是,在处理人和武器的关系时,必须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这就是说,在人和物的关系中,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实际上,不但在处理军队中人和武器的关系时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而且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从事其他一切工作时,也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25]等。
    随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被推广到工农兵群众之中,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也被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以致“文革”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例如,“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坚持性,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不仅我们这一代要把毛泽东思想坚持下去,还要传给后代,世世代代地坚持下去。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崩溃、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指针”[26];“毛泽东思想引导我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它最彻底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最彻底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同时,毛泽东思想也是当代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27];“毛泽东思想不仅是研究社会科学的锐利武器,也是研究自然科学的锐利武器”[28];“毛泽东思想挂了帅,就能够随时、随地汲取革命思想的营养”[29];“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就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加强政治工作。在各项工作中,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战胜任何困难,取得出色的成绩;凡是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好的,就必然没有起色,甚至会走到邪道上去。这是在我们的实践中一再证明了的真理”[30];“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最高指示。只要我们采取活学活用的方法,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31]等。
    四、几点启示
    文革前《红旗》杂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对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发动和开展确实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重要启示。
    首先就是对于“毛泽东思想”具体内容和确切含义的界定。自中共七大以来,这一问题没有明确阐述,所以“毛泽东思想”很容易被理解为或被诠释为“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实质上就成了对毛泽东个人权威的树立。《红旗》杂志几乎每篇文章都要引用毛泽东的话作为论述某一个问题的凭据,然后再加以诠释。
    对此,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他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32]1981年6月在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33]
    其次,《红旗》对毛泽东思想权威的宣传和树立,具有为接下来的政治运动开路的性质。大跃进期间重提毛泽东思想,主要就是为“三面红旗”寻找理论依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持续有效性和理论正统地位,也是为了在中苏论战中找到可以与所谓的“现代修正主义”相抗衡的论战资本。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由部队向全国推广,也主要是为了当时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
    再次,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教条化和形式化的倾向,尤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被推广以后,情况更为严重。例如,“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于发展我国气象工作有着深刻的意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可以找到气象工作的指针”[34];“要办好农业中学”,“必须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牢固地确立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35];“我国乒乓球队的胜利,确实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胜利,“是由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断革命,不断进步,做到思想过硬、技术过硬的结果”[36];“大庆油田地质工作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37];等。这种宣传,已经具有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倾向,从根本上说,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精神的。
    注释:
    ①相关文章有:社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红旗》1960年第19期第13~17页);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为“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出版而作》(《红旗》1960年第20,21合期,第1~13页);邓力群、吴江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红旗》1960年第20,21合期,第18~35页);闻师润的《科学的论断和预见——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国际问题的论点》(《红旗》1960年第22期,第7~21页)和《集中力量,各个解决》(1960年第24期,第16~26页);肖述、杨甫的《党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保证》(《红旗》1960年第22期,第22~34页);任会波的《反动派的本性决不会改变》(《红旗》1960年第23期,第22~31页);施东向:《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衔接》(1961年第1期,第29~41页)和《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1961年第2期,第1~4页);叶剑英的《伟大的战略决战》(1961年第2期,第9~20页);林一舟的《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1961年第5期,第27~37页);肖述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农民问题》(1961年第6期,第28~41页);闻师润、夏金的《谈胸中有“数”》(1961年第13期,第25~29页);杜敬、张先畴的《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1961年第14期,第1~8页);杜敬的《其实是前进得更快了——学习土地改革历史文件的几点体会》(1961年第20期,第6~14页);吴介民的《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1962年第2期,第25~32页)等。其中,闻师润是《红旗》文艺组的笔名,参加写作的有吴介民、徐行、钟林等同志;肖述是《红旗》哲学组部分同志的笔名;任会波是王忍之、郑慧、宋波的笔名;施东向是《红旗》编辑部集体写作思想评论的笔名,参加写作的人员不固定,因内容不同,人员也不同;林一舟是《红旗》农业组的笔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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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闵豫.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大庆油田开发工作[J].红旗,1965(13):23-28.^
转自:《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镇江)2008年2期第61~68页
责任编辑: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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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高大伟 David Cowhig

Worked 25 years as a U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including ten years at US Embassy Beijing and US Consulate General Chengdu and four years as a China Analyst in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Before State I translated Japanese and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books and articles into English freelance for six years. Before that I taught English at Tunghai University in Taiwan for three years. And before that I worked two summers on Norwegian farms, milking cows and feeding chic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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